文化是民族的根与魂。对于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历史悠远长久的文明古国而言，中华文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式”，具有定位的作用，决定了我们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是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人类现代化的新路。纵观世界现代化历史，从未有中国这样的伟大实践，“中国式现代化”必将开辟人类文明新形态。

　　文化从内容形态上，可大致分为“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所谓物质文化，是指历史上遗存至今的人类生产生活的物质成果，大到故宫、长城、大运河，小到出土的石器，一粒驯化的种子，或者淹没于荒草乱石、依稀可辨的古道。这些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形态、痕迹，以物态的形式，显示历史的足迹。寻踪上溯，可窥可思人类的踪影。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态是物质的，经历时间长河冲刷，具有唯一性、稀缺性、脆弱性，湮灭一件就少一件。“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或者“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个新词。其意所指，大致相当于过去常讲的“民间文化”，但范围要更大些。这个新词很拗口，这种奇怪的构词方式，一下就能够准确的看出是“舶来品”。中国人习惯以名寻实，讲究名正言顺，命名多是肯定的方式。没有这么起名的，说一个东西是什么，却冠以“非”、用“非”说“是”。一开始，一些人很不习惯，常有人脱口而出——“非文化物质遗产”“非人类文化遗产”。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常被简称为“非遗”，读起来也很怪，字面上好像在说“不是遗产”——不是遗产又是什么呢？从“民间文化”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新世纪才有的变化，这源于与世界接轨。2004年，中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开始使用这个舶来的概念。

　　中华民族在世界诸民族中，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历史意识发育较早、绵延深厚，很看重历史、重视文化，很早就有专门的史官、机构，有采风记俗、修史修志的传统。《春秋》《诗经》就是这样杰出的经典。人类早期都是象形文字，但沿用发展至今、最典型的是中国汉字，这极大地有利于历史背景和文化的传续。商人“有典有册”，近代出土的契刻于甲骨的文字系统，生生不息、传续至今。我们党一开始，就重视民间文化。新文化运动的血，相当一部分资源，来自民间文化。在苏区、在延安、在各个解放区，革命文化的新思想，大规模改造利用民间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那时形成高潮。在美术、音乐、戏曲、舞蹈、文学等领域，涌现一批革命文艺经典。比如《东方红》等革命歌曲，相当一部分脱胎于民歌。延安版画，也和民间美术有不解之缘。歌剧《白毛女》，大量吸收转化民歌、戏曲因素。陈凯歌的电影《黄土地》，讲的就是八路军小战士采集民歌的故事。可以说，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个朝代、哪种政治力量，像中国这样重视民间文化的，这是由我们党的立场、宗旨和奋斗目标所决定的。

　　加入《公约》之前，20世纪80年代，我国启动编撰“中国民族民间文艺十大集成志书”，共300卷450册，5亿多字，被誉为“文艺长城”。进入新世纪，加入世贸组织，中国整体融入世界，民间文化保护传承工作，进入与世界同频共振的阶段，开始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来概括，其外延、内涵、理念、方法、认识、思路，有了很大变化，极大地拓展深化了对民间文化的认识，在保护传承上取得很大进步。目前，中国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项目，有43项，是世界上最多的。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形成了完备的制度、措施和工作体系，进入新时代，深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走出了中国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之路。特别在全社会，掀起持续不衰的“非遗热”。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乡村振兴、脱贫攻坚、文旅融合、文化建设等方面，发挥慢慢的变大的作用。

　　说到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一开始强调分、不同、区别，这有助于深化理解，分析各自的特点、形态和性质。实际上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密不可分，是一体两面、相互依凭。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包含物质的形式、载体和内容。比如民间音乐，作为主体是音乐，声音在空气中振动，转瞬即逝，音律给人的情感体验比较主观，好像是非物质的，其实音乐也有物质性——只是与一般的物质形态不大一样，音乐离开乐器、乐谱等物理载体，离开具体歌手、乐师的传唱、演奏，离开古往今来的倾听者、欣赏者，也无从存在。即便是转瞬即逝的音波，究其根本也是物质的。再比如古建筑，古建是文物，是物质文化遗产，但古建的营造法式、技艺、观念和审美，是非物质文化。物质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具有稀缺性和唯一性，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则具有“见人见物见生活”的活态传承性，可以传承传播、无限复制，在生产生活中随处可见。当然也有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科技发展和社会观念的变化，失去运用场景，濒临消失，需要保存或保护。总之，要以整体的眼光看待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的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有“物质”，物质文化遗产也包含了观念、信仰、风俗、审美、技艺，要以客观、整体、系统的眼光，看待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不要混成一坛、一盆糨糊，也不要割裂、孤立、静止地认识。

　　从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的视角，看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征”，可以概括为：“生生不息”的连续性，“其命维新”的创新性，“以中为中”的统一性，“和而不同”的包容性，“上善若水”的和平性。“五个突出特性”之间，不是孤立存在的，有深刻联系和内在逻辑。文化只有“生生”，才能“不息”，才有生生不息的连续性。连续性不是匀质匀速的线性。连续性离不开创新性，连续之中有创新，创新赋予连续性更大的生命力。同样，创新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比如，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相结合，在历史实践的不停地改进革新中，形成“中国特色”。这种连续性和创新性，在今天体现为国家、民族、社会，万众一心走向伟大复兴、形成新的前所未有的统一性。同样，统一不是僵化生硬的拼接组合，而是向内凝聚、融为一体的历史过程。改革开放，引进吸收，各美其美，激发竞争活力，学习一切于我有益的人类文明成果，充分彰显了包容的胸襟和气魄。和平性根源于我们的文化根性和漫长的历史经验，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形成同构机制，在当代，体现为和平共处、文明互鉴、合作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人类普遍价值。

　　上善若水。中华文明，犹如黄河长江，流淌在中国人心里。中华文明作为原创、原生的文明，既古老又年轻，源头活水中就蕴含初心和理想，是有初心和理想的文明。这初心和理想，越是遇到高山峡谷，越是汇聚九死未悔的力量，腾飞咆哮，夺路而出，不断接纳万方溪水激流，汇成千泉万瀑，生出千变万化，九曲十八弯，不改初衷，东流大海。今天的中国，走上星辰大海的征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迈向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无不展现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连续性。文明的连续性，体现在浩瀚浩荡、滚滚向前、不舍昼夜的大气象、大趋势上，也体现在偏远偏僻、细枝末节、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里。心脏、动脉的跳动可触可查，但周身毛细血管的默默滋润、渗流、晕染、生化——这样的“连续性”，往往被忽视。比如我们常讲，中华文明有“三棵树”——桑树、漆树、茶树。中国人养蚕、缫丝、织锦的历史源远流长。一说起来，印象中多想到江南，想到长江流域。但在新疆，出土了最多的丝织文物。当然是因为特殊的气候，使丝绸之类的有机质文物更易保存。最有名的，尼雅（精绝古城）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请浙江的丝绸研究所研制复制品，发现依原样织出的复制品，总是比原件大一点，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发现，是如今家蚕吐的丝，比两千多年前的蚕所吐的丝粗一些，这样一根根织出来，就大出许多。植桑养蚕缫丝技艺的连续性，从蚕宝宝几千年连续不断的自身进化中也得以闪现。尼雅所在的地方，现在是民丰县，属和田地区。和田可能是最遥远僻静的地方，但这里很早就传入了植桑、养蚕、缫丝、织锦的技艺。有一幅斯坦因盗走的木板画，现存国外，被认作“传丝公主”。据说画的就是东国公主嫁于阗王，在发髻私藏蚕种的故事。和田有一种深受当地人喜欢的丝织物——“艾德莱斯”，扎染方式独特，色彩绚丽，现在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锦绣之中华，如文明披风，有一角闪动在和田。从这个细节能够准确的看出，缫丝织锦，无论作为物质文化，还是非物质文化，其连续性，不是单线单传，而是密如织网、丝丝入扣、流布远播，毛细血管般深入到文明生命体的大循环。再比如茶树、茶、制茶技艺、饮茶习俗，也是广泛覆盖。和许多地方一样，和田并不产茶，但和田有独特茶俗。和田茶饮，有一股浓热的药香味，煮茶时放了草药。吃完和田独有的烤包子，再喝一大碗和田药茶，真是相得益彰。西藏、内蒙古、新疆、东北等地，虽不产茶，但都有独特饮茶习俗，以茶为礼、以茶待客、以茶佐餐，一日不可离茶，茶在生活中的地位颇高。中国的千茶万饮，可谓“中华茶”，千百年来因茶而建立牢固联系，体现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统一性。和田在昆仑山脚下，而昆仑文化、河出昆仑、玉出昆冈，和田玉、于阗画派、于阗乐，春节张贴的门神尉迟恭……这些中华文化的超级符码，与和田这偏远一隅发生联系。这也说明，中华文化的连续性，不是单丝单线、一脉单传，而是辐辏四方、生发众多、生生不息的文化织体，是“万方乐奏有于阗”。

　　桑树、茶树、漆树，分别象征丝绸、茶文化、漆器漆艺。《山海经》有云“姑儿之山，其上多漆，其下多桑、柘”。姑儿之山，上方多有漆树，从漆树上采割下来的漆汁，与空气接触后变色，有“凡漆不言色者皆黑”之说，早期用于书写，后发展为漆器工艺。我国漆文化、漆器的历史很早，辐射很广，东西南北皆有漆器，在楼兰出土文物中就有漆器，也传到日本、东南亚。漆器、漆艺，无论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都蔚为大观，堪称中华一绝。“姑儿之山，其下多桑、柘”。我国是世界上种桑养蚕最早的国家，农桑立国孕育华夏文明的根基，丝绸、茶叶、漆器、陶瓷、玉器等，随丝绸之路传播，早已成为文明交流的典范。2022年，我国申报的“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种茶制茶饮茶，是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传承千年的制茶技艺、家家常备的香茗茶点、各族群众共享的茶俗茶礼，融汇先民与今人的智慧，无不体现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连续性，体现中国人谦和礼敬的价值观。茶、玉、丝绸、漆器……这些是物质遗产，在考古出土中大量存在，同时，与它们相生相伴的生产技艺、传统知识、审美习俗、信仰心理等，又是活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产业，构成今天生活的特色特点，也是经济的一部分。

　　中华民族“衔玉而生”。玉文化是中华文明一个突出特征，体现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石之美者为玉，中华大地皆有玉，北至黑龙江小南山遗址，西至青海、新疆、昆仑山，南至岭南以远，在黄河、长江流域，更是玉华灼灼。“玉出昆冈”，丝绸之路之前，是玉石之路，和田因玉而显得特别。昆仑信仰中，玉是一个重要的条件。新疆和田玉、河南独山玉、辽宁岫岩玉、陕西蓝田玉，并为中国四大名玉，质地细腻温润，敲击发出的声音清越绵长、徐徐方尽。玉有美质，是物质文化，考古出土有大量的玉器，二里头的牙璋，良渚的玉琮，齐家文化的玉璧，红山文化的玉猪龙……从“神玉”“王玉”到“民玉”，能使玉绵延至今、玉雕行业香火不断的，是围绕玉的文化观念、民间信仰、审美体系。玉本是石头，尽管质美、稀有，但尚不至如此被迷恋万年，玉的价值，其实在非物质的一面——这样的一块石头，早已脱离单纯的物质世界，变成形而上的喻体，深深嵌入中华文明的精神世界里，只要中华文化尚在，中国人就情比金坚、守身如玉。

　　中华文明的万古江河，生生不息，浩浩汤汤，流淌着活力与希望。其间也不免波折，比如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境地，民族危机、文化危机，面对两千年未有之变局，激发无数先贤圣哲，寻找出路，最终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救亡图存，浴血奋战，百折不挠，求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立新中国、新社会、新文化。就好比巨流遇阻，汇滔天之水，形成较为强大势能，最后冲决而出，一泻千里。文明的连续性并非波澜不惊，而是面对危机与挑战时，气韵激昂而悠长、汇聚创新创造之伟力，泰山不坏，百川灌河，勇往直前。

　　创新是民族前进的动力。求新求变、变化变革、创新创造的精神，深深印刻在民族基因里。中国古老的民间传说、神话故事，远古的神祇、祖先和英雄们，都是不屈从于命运摆布、创新创造、开辟新途的巨子。盘古开天辟地，女娲补天，伏羲画八卦，有巢氏构木为巢，燧人氏钻木取火，神农尝百草，炎帝刀耕火种，黄帝建舟车、制音律、作《黄帝内经》，嫘祖养蚕缫丝，羿射九日，夸父逐日，仓颉造字，精卫填海，愚公移山……无不以惊世之举创不世之功。

　　中华文明是大河文明，傍水而生，以水为师，农桑立国，有着悠久广阔的农耕文明。农耕的发展一是知天时，二是善用水利，中国传统天文历法和治水文化十分发育。实证了中华文明五千年的良渚遗址，良渚先民饭稻鱼羹，社会庞大，组织有序，以稻作文化和治水崇玉而著称。郑国渠、灵渠、都江堰、大运河、坎儿井……这些延泽至今的物质文化遗产，一直可以上溯到大禹治水的传说。鲧用堵之法，九年无功。禹疏通河道，因势利导，治水成功，成为民族英雄和夏王朝开辟者。上善若水，“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水性灵动，水的最大特点，是流动变化，随形就势，水至柔但以柔克刚，莫可以挡。“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河图洛书是太初有言，是水之教诲、水之书。阴阳、易、道的观念，这最早的中国之思和经验范式，也是关于变易、变化、变革的。中华文明开放而不保守，创新而不守旧，无论在文明初创，还是今天的“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善于吸收一切外来成果。金属冶炼，从两河传来，但在中华制陶技术加持下，产生无与伦比的青铜时代。包括小麦、牛羊的传入，佛教、佛造像、西域乐舞的传播，与北方游牧文化频繁地、大规模交流，一直到近代新文化的兴起，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一直经历持续不断的内化、中国化过程。

　　中华文明是开放系统，不断与外部世界交换能量、创新创造，不断自我更新、发展壮大，在很长的历史时期，走在世界前列，是东亚文明中心，形成较为强大吸引力和辐射半径，进入愈多、辐射愈盛，真宰充沛、元气淋漓，一呼一吸、长虹万里，形成云蒸霞蔚、气象万千的中华文化圈。这种引力和辐射，都因其具有不歇地创造转化的能力。

　　文化如水，创新是源头活水，是文化发展的驱动力，创新不仅体现在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上，还体现在政治文化、制度文明上。“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从王朝更替、治乱兴衰，能够正常的看到政治文化、制度文明升级迭代的创新曲线。汤武革命，秦汉大一统，隋唐开放包容、开科取士……每一次“礼崩乐坏”的乱世，都除旧布新，激发出应对挑战的大规模创新，为文明的有机体注入新活力。

　　中华文明，以中为中。如果只选一个字，来代表我们民族、我们的文化，便是“中”。中是肯定、允诺，是居中而治、求中建极、允执厥中，是“宅兹中国”，中正中和，“极高明而道中庸”。在中岳嵩山脚下，距河南登封不远，有8座占地共40平方公里的建筑群，这中间还包括三座汉代古阙、嵩岳寺塔、少林寺建筑群等，历经九个朝代修建，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展示了“天地之中”的观念，以古老与博大、凝练与舒展、沧桑与辉煌，向世人展示着中国古代文化、哲学和建筑艺术的瑰丽，2010年“天地之中”也变成全球文化遗产。我的祖籍地汝南县，有一座十几米高的小山，叫“天中山”。这座人工垒成的小山，是河南最低的山，颜真卿亲书石碑“天中山”。据说是周公旦营建洛阳，在各地建圭表、测日影、求地中，因这里夏至时日影最短，遂堆土垒石以记之。“中”观念，首先源于大平原上的聚落先民，源于定居的农耕文明。海洋文化、游牧文化、渔猎文化、森林文化、绿洲文化，难以生发“中”的观念。黄河携带的泥沙，冲出第二级地阶，塑造黄淮海大平原，使这里成为最大一片展开农耕革命的阔地，成为广土巨族繁衍凝聚的辐辏之地，成为人群、物质、观念、技术交汇最多、碰撞最巨、嬗变最快，形成文化涡流、文化爆炸的核心。比如文字起源，首先在交流最频密、需求最强烈的地方出现。好比一口熔炼的坩埚，受焰最多、最稳定、温度最高的埚底埚心，最先形成灿烂的结晶。早期中华文化，繁星点点，相互辉映，不断地交流、碰撞、汇聚，最终在中原形成中心。苏秉琦提出中华文化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严文明提出“重瓣花朵”模式，张光直提出“中国相互作用圈”……“月明星稀”，月明何处？在中、在中心，“重瓣花朵”，花心在哪里？在中、在中心，“中国相互作用圈”的焦点、圈心在何处？在中、在中心。三位大家的观点，解释印证了早期中国的“中”之形成。因为有中、有中心，必有一体、共同体，无中、无一体，何谈多元？多元是一体之多元，无一体无所谓多元。

　　中华文明是大文明体。这个大文明体之所以形成，是因为有一个九州共贯、平坦辽阔的核心区域，这就是有利于产生农业革命的黄淮海平原。这个核心区域足够大，社会规模足够大、人口族群足够大，地理上无阻隔，浑然一体，资源多样，自然形成中心化结构。如同大质量天体的运行演化，天生出现向圆的塑造，有中心重心，运行有序。小天体，如彗星、小行星，可以奇形怪状、无规则。大天体不行，它要稳定运行，建构自主轨迹，自有其中心化结构，有统一性。从历史看，无中则四分五裂，无中则一盘散沙，无中则天下大乱。以中为中，才能和，才能形成较为强大的引力场，才能不管盛世乱世，“引力”始终大于“斥力”，最终“向内凝聚”。这是中华文明作为原生文明，生生不息、不曾中断的秘密。

　　从历史看，多元一体，最大的两个元，是农耕和游牧。独阳不生，独阴不长。农耕和游牧，犹如阴阳互动。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耕集团和最大的游牧集团——两种历史力量向内旋转互动、不断凝结生长的结果。假如没有一拨一拨、季风般深广不息的游牧力量南下，历史的演剧或显平淡；假如没有长江、长江以南日益稠密的农耕力量，维持着向内的平衡，文明的坩埚或会倾覆。因此，我们正真看到，大历史的演化中，在黄河、长城以北，几千年来的农耕线不断向北延伸，直到人力不可为为止。这样的历史景象，犹如辉煌旋转的星云，没有撕裂崩散，越旋转质量越大，越旋转尺度越大，形成团结统一、生生不息、青春永驻的共同体。中华先民为自己确定了一个地理和心理的原点、坐标、演化的渊薮，形成休戚与共的凝聚力、向心力、命运共同体。历史上，“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分立如南北朝，都自诩中华正统；对峙如宋辽夏金，都被称为“桃花石”；统一如秦汉、隋唐、元明清，更是‘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中华是一体，中华是一家。“以中为中”的向心力，成为群己合一、家国同构、集中凝结、融为一体的深刻基础。

　　中国的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所以浩如烟海、多姿多彩，是因为八面来风向中向内的吹拂，促进交往交流交融，带来五光十色，形成相近相通相融的亲缘性，从而凝结出繁花似锦、统一和谐的文化基因谱系。

　　中华文化的特点是世俗性。宗教、宗教文化在社会生活中从未占据统治地位。中国也没有类似犹太教、基督教、教那样以一神论为基础的排他性宗教。中国的儒家、道家，区别西方宗教，没有西方宗教那样的组织形态。佛教进入中国，反复调适与中国社会、中华文化、儒家道家的关系，内化为中国化的佛教。最终，儒释道“三教合流”。中华文化的世俗性特征，造就社会空间、文化空间、心理空间的包容性。中国历史，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中华文化认同超越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把内部差异极大的广土巨族整合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

　　中华文化追求“和合”。“分争”与“和合”，无所谓高下。但历史背景和文化对“分争”“和合”的选择，却具有宿命性。中华文化选择“和合”，中国人崇尚“和合”，认为“和合”是正向的，“分争”是负向的。和合文化，与集中定居的农耕生活有关，不同于渔猎、游牧生活，农业以一年为期，是长周期生产，春种夏长秋获冬藏，渴望风调雨顺、天下太平、群体和睦，反对个人至上、争勇斗狠、分争无序，一个环节中断，一年的生产链条就中断。这样的长周期生产生活的性质，磨炼出忍耐、和合、忧患，把包容大度、兼收并蓄、海纳百川，当作常理常情、嘉行美德。“和为贵”“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认为差异不是分争的理由，差异才体现统一、包容、和合的价值。类似的叮咛和教诲，不绝如缕、根深蒂固。中华文化，以中为中、因中而容、因中而合，追求家族、社会、国家的和顺、和谐、和平，以“和合”的理念，统摄人人、群己、天人的关系。

　　中国有深厚的礼乐文化传统。“乐以和人，人和则易使”。传说黄帝的乐官伶伦，裁昆仑之竹，模仿凤凰鸣叫，创制律吕。河南舞阳出土的骨笛，有八千多年历史，用鹤的腿骨制成，是世界最早的骨笛。漫漫黄沙，悠悠羌笛，响彻在古诗词字里行间。今天帕米尔高原塔吉克族、青藏高原藏族，随鹰笛（用鹰翅骨制成）的旋律，翩翩起舞。骨笛、竹笛、鹰笛、玉笛……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可谓“中华笛”。传说女娲作簧，石峁、陶寺出土的口弦，即此乐器。“君子阳阳，左执簧，右招由房”，“吹瑟鼓簧，承筐是将”，簧在《诗经》中多有记载，口弦在西南、西北、东北的少数民族中，仍广受喜爱。“马尾胡琴随汉车，曲声犹自怨单于”，中华大地各种各样的鼓、埙、琴、钟、磬，和而不同，琳琅满目，谱就中华乐系，吹响中华心曲。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这首先秦《击壤歌》，描绘了安土重迁、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场景。农耕文明的生活性质，天生向往和平安稳的日子，耕读传家一直是家国社会的理想模式。上善若水，仁者无敌。中国的先贤圣哲、古代思想，都有追求和平的一致性，主张以德服人的王道，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主张“内圣外王”“先礼后兵”，认为“兵者不祥，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即使是兵家，也首选“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提倡审慎用兵，认为“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张载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士子、精英的人生抱负。中国有发达的文官系统，以文节武、以德束兵，文修武备、文经武略中，更重文、更推崇人文英雄、仁人志士，不尚孤勇莽夫，厌恶噬血屠戮。理想气节、仁德大义、舍生忘死、爱国护民，往往比单纯的武功武力更重要。

　　中国从来不是军事扩张的帝国，中国的历史特点是“向内凝聚”。中国地大物博，主要是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推动民族融合，带来家园故乡，加入中华疆土。中国的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印证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大量的历史遗迹、诗词典籍、音乐美术、戏曲故事、风土民俗、百工匠作、节庆仪式……反映中国人民追求和平幸福、喜乐安宁、吉祥如意、美满团圆的人生图景。中国画也是非物质文化，中国画的工具、材料，意趣、画法，主题、内容，精神、审美，体现和平性。中国的传统艺术，讲究气——气蕴生动，形意之中，突出写意——所写何意，是和平之意、和平气息。1955年，95岁高龄的齐白石，为国庆6周年，创作了一幅名为《祖国万岁》的画。画面是一棵果实累累的万年青，深情厚谊跃然纸上。这样的以小见大、别出心裁，流露的是根深蒂固的护生思想，是中国人普遍心思，就是普天之下，花好月圆人寿，不受国破家亡离乱之苦，永享太平盛世、喜乐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