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少数民族，他们大多集中在中国南部和西部的一些省份。在时代，社会经济得到发展，所谓的年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着重关注教育与劳动力扶贫及社会均等化，其中一项主要举措即国内村寨旅游开发，在此过程中族群性通过三种途径被商品化：一是村寨社区保护，正如物质文化及表演性遗产的视觉保留。二是农家乐，即少数民族农户经培训在村寨中经营家庭旅馆、商店及餐馆，这种形式淡化内涵，与其它的汉族农家乐无异。三是娱乐表演，即通过民俗村、主题公园或大型演出等形式呈现的精心编排、一成不变但有些过度开发的民族文化表演。政府鼓励此类试验与竞争，成功的案例让少数民族体会到其文化资本的价值，但也带来了由于民族识别的官方分类而出现的利益冲突。在旅游开发过程中，不同的利益主体创造性地凸显出各自对于

  关键词：旅游开发；民族村寨；真实性；社会经济发展；表演性遗产；农家乐；设计性场景

  中国13亿多人口中含55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总人口约1.06亿，约占全国总人口的8.41％(2010年)，大多数集中在南部和西部的省份，如贵州、四川、云南等省。这些少数民族历史上曾长期被认为是“原始”、“未开化”民族。Li Fei指出[1]，汉族人根据对少数民族文明程度(及道德价值)的理解将其进行了细致的分类。如藏族在中国颇受尊崇，包括藏文化中的古老传统、艺术及宗教等；新疆尔族的外貌特征与汉族差异很大；藏族和尔族在管理层和公共自我表现中都体现出强烈的男性主导地位[2]。而有些少数民族的民族“差异性”不大，“异文化”特征不明显，如满族、壮族等。而在中国西部及西南部，另一类呈现出“异文化”特征的少数民族群体则成为旅游业的商业目标。这些常见的少数民族如彝族(包括撒尼人和阿细人)、苗族、侗族、景颇族，尤其是缅甸边境的傣族，相比汉族的“男主外女主内”则被动地表现出较女性化角色[3-4]。在云南西双版纳景区，有些汉族风尘女子穿上傣族服饰招揽生意，这说明了少数民族女性的吸引力[5]。在一些大城市，通过“民俗文化村”主题公园，向城市汉族游客集中展示了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品与技艺、农村住宅与家庭生活真实模型及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表演[6-7]。

  近些年，中国商业旅游开发大多分布在在西部及西南部较贫穷的地方，其中最贫困的一部分人群是这里的一些少数民族，其异域风情文化对构成游客主体的城市人、特别是城市汉族人极具吸引力。尽管“背包客”式自助游渐渐在中国的城市中产阶级中兴起[8]，但他们游览景点的旅游路线几乎同有组织的团队游如出一辙[9]。严谨的生态旅游或荒野旅游对中国游客没有过大的吸引力，但在西部地区一些NGO组织如世界野生动植物基金会和大自然保护协会也在运作生态旅游和荒野旅游，吸引的主要是西方游客②。西方游客通常选择一些民族地区以体验少数民族文化，而反过来这些少数民族为了自身的利益，常以兜售纪念品的方式表现其民族身份。

  从国家层面看，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民族村寨旅游已经有了显著的发展[10-11]、[3]。自2000年以来，中国的民族村寨旅游获得了更多的关注与重视，第一个有关政策是2000年起实施的促进经济发展的国家级项目“西部大开发”，紧接着是2005年起实施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项目，该项目也是“十一五”计划的关键内容[12-14]。这些针对西部及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村寨旅游发展项目的实施，汇集了诸多利益主体的共同努力，包括与当地政府机构合作建设及经营旅游目的地的企业投资者(销售门票、安全性管理等)；负责提供宣传、组织活动、寻找投资者的地方及省级旅游部门；负责旅游项目培训及日常村寨事务管理的地方机构(村、镇)及领导；承担道路、桥梁、宾馆及其他基础设施修建的建设部门及分包商；国内、国际发展机构，包括向大规模旅游项目提供资金借贷的世界银行等。

  综而言之，旅游发展对于村寨中少数民族日常生活的影响既不能轻视也不容夸大。一方面，对于许多乡村的少数民族来说，从事旅游业慢慢的变成了可行的且有利可图的工作，他们的村寨如今成为城市游客的旅游目的地；另一方面，现代化及乡村发展的持续影响将引申出一些社会问题，如教育机会、社会整合、经济稳定、劳动力迁移及文化主体的改变等问题。

  领导时期的中国社会通过教育和技术革新获得发展，一些被视为“落后习俗”如一夫多妻制、缠足、封建迷信、宗教信仰等被取缔或被禁止。1978年后，政府主要通过教育及劳动力扶贫等方式缩小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差距，促进民族村寨旅游开发，并通过民间传统文化展演保持少数民族的异文化特征。讽刺的是，在此过程中原来被取缔的文化习俗又常常得到恢复。

  通过开发民族村寨旅游促进经济及文化“发展”至少可分为三种策略，每种策略对应不同的现代价值观。

  第一，村寨社区保护：正如NGO组织及外国顾问所强调的，在开发“传统”村寨时应注重对于“真实的”物质文化及表演性文化的保护。这是基于都市生活的压力引发的疏离感[15]，以及过往生活的破坏与遗失[16]所产生的“现代”怀旧情结。

  第二，农家乐：由少数民族经营的家庭旅馆、宾馆、餐馆及其他商业活动，不包含少数民族文化展演，形式与汉族农家乐无异。这种途径强调经济效益与民族结构整合，而较少关心民族多样性生活方式的传承，当然，一些民族特色装饰及特色饮食除外。

  第三，娱乐表演：由创意制作商在主题公园及都市旅游地打造的民族文化表演的“过度开发”形式。观众满意度被放置第一位，观众大多是在度假并寻求大众娱乐体验的游客，而解决当地少数民族的就业问题是次要的，“民族内涵”仅仅是精心编排的娱乐表演的出发点。

  本文中有关民族旅游与民族村寨旅游的案例大多分布在在西北地区的新疆尔自治区及西南地区的贵州、四川和云南省，民族主题公园的案例位于昆明市(云南省)及深圳市(靠近香港)。我们该意识到，尽管民族村寨旅游发展迅猛，但绝大多数民族村寨由于远离市区甚至不通公路，无法开展常规旅游。然而很多民族村寨渴望旅游开发，地方政府也将旅游开发视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可行手段，并相信终将成功。城市人，尤其是城市汉族人通过民族村寨旅游想象少数民族文化，村寨里的少数民族也在此过程中想象什么是现代化。与其他现代化手段相比——汉式学校教育、社会主义农村管理形式——民族村寨旅游对于当地少数民族来说更为“舒适”，因为在民族村寨旅游中，他们能将旅游中的“主-客”关系转化为其传统意义上的“主-客”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他们仍然能保持某一种意义上真正的“东道主”角色。在旅游过程中，以客位参与的城市游客并没有体现其优越性，这有利于缩小城乡人民之间的差距，由此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能转换为更简单的社会互动模式，从而各自得以保持其文化主体意识。

  旅游业仅仅是民族地区农村发展的手段之一，许多地方政府也试图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等途径发展民族村寨。在贵州省兴义市的一个布依族村寨④，进出村寨的唯一方式是步行，游客和旅游车辆都没办法进入。村民们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依赖于当地市场，他们把养大的猪用背篓背到集市上售卖。当地政府也通过其他途径协助村寨发展，如给全村通电，并修建了用于做饭的干净、节能的沼气系统。万物有灵信仰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运动中因转入地下而得以幸存，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地方神又重新以“纸神”的形式出现在村寨的神龛中。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民族旅游开发都有当地少数民族参与。例如在新疆吐鲁番一个叫吐峪沟的尔族村寨⑤，由官方支持⑥的旅游业中当地居民参与度很低。官方赞助的旅游投资及设施都直接投入到当地的一个佛教洞窟(千佛洞)，一千多年前这里曾是丝绸之路的繁盛地，洞窟中留下许多神圣的佛教绘画。当地政府在村中搭建了一个带顶棚的停车场，游客可经一条长长的木栈道通往村外沙漠地区中的洞窟[17]。而与官方旅游截然不同的是，一些宗教旅游者或朝圣者(其中大多是尔族)，去吐峪沟参观的是寺并进行募捐。清线世纪从也门来的先知们，传说这些先知们被杀害、埋葬，几百年后又复活了。这些神奇的事件对宗教旅游者或朝圣者极具吸引力，这些到访者捐赠财物用以维护墓穴并供养当地的宗教领袖。

  政府推动旅游开发的动机并非仅仅出于扶贫，国际声望和吸引国际游客也是其动机。在云南省南部山区元阳县箐口哈尼族村⑦，大片梯田保存完好，国家和地方政府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申报哈尼梯田为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18]。尽管在中国还有一些交通更便利的梯田景区，如广西壮族自治区龙脊梯田景区[12]，但如雕刻般的哈尼梯田早已是众所周知的旅游景点。箐口村虽远离市区，但仍在主干道的入口处布置广告宣传牌，旅游地图上也强调了文化的传统和多神信仰的特征。村中房屋多为茅草屋，被称为“蘑菇房”，为了保持这种风景如画的美感，政府每年给村民发放补贴使村民不用金属屋顶或平屋顶代替茅草屋顶。这里曾是一部电视剧的拍摄地，然而对于拍摄过程中使用的村民劳力、场地，甚至是为增加其“原始”风貌而留下满广场的假“祭坛”，拍摄组都没有支付任何的费用，并宣称在电视上的“广告”效应足以抵得上应支付给村民们的报酬。村里还有一座很小的村寨博物馆，馆内有一名经政府培训的哈尼族解说员。一些富裕的游客(包括一些人类学家)偶尔也能给村民带来出售手工艺品的机会，但旅游团非常少见，我们在村中考察时遇见一位日本背包客正独自一人参观工艺品商店。村干部向我抱怨他们被数百名摄影师所利用，这些摄影师拍摄了壮观的梯田照片，村民们却没得到相应的报酬(摄影师通过向日历公司、书籍、旅游杂志等售卖照片获利)。实际上，Wang指出，当地的哈尼族居民认为如果不仅只在春天灌溉而是全年灌溉梯田，他们的经济情况会好很多，因为波光粼粼的梯田景色正是那些游客摄影师们所要拍摄的[18]。村民们相信，通过把稻田转变成水田，他们能够变得更富裕，因为这将吸引更加多的游客，而他们自己可在市场上以便宜的价格购买到生活所需要的大米。自2013年哈尼梯田成功申遗，问题可能会加剧：随着游客数量的增加，慢慢的变多的游客住在箐口村附近的乡镇并在乡间游览拍照，这使得少数民族民众间(主要是哈尼族与彝族)的不满情绪将持续增长，年轻一代往往拒绝去梯田劳作。Wang(个人交流，2015年)在最近的一次考察中提到村民们或许会放弃梯田耕种，寻找其他工作或搬迁至城镇，这会使原本需要悉心照料的梯田系统彻底崩溃。

  有时民族村寨旅游开发项目也会以失败告终，使村寨处境更糟。广东省偏远山区的一个瑶族村寨就是个典型。大牛角(一种用白牛角做成的乐器)是该村的图腾，在村寨大门旁竖立着一个大型的混凝土牛角复制品，万物有灵或图腾信仰的“象征”常被视作着迷的民族村寨的特殊文化标志。一家公司投资了500万元用于该村旅游开发项目，但因为游客很少导致项目失败。而最具戏剧性的是，每当有游客在村中拍照时，村中的一些小男孩就上前索要5元拍照费用⑧。瑶族以前基本上没有什么经商传统和习俗，可见旅游开发项目虽然失败了，但是随着电视机的出现，村民们的金钱观和世界观也发生了改变。

  而另一个村寨则幸运得多。在距昆明市郊石林景区以北60公里处的一个撒尼人村寨“大糯黑村”⑨，当地政府也试图进行民族旅游开发。尽管在主干道旁修建了大型停车场，也建起了储藏室和销售摊，但当地的撒尼人从来不去经营。他们在忙着一项更获利的事业——为国家烟草局种植烟草，结果，那些旅游设施仅被他们当作农机库。

  贵州省是一个多民族地区，民族文化各异，即便按照中国的标准，这里的少数民族大部分都相当贫困。不过，省政府通过旅游扶贫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通过着重关注较贫困民族地区，贵州省旅游局旅游与农村扶贫办成功地得到世界银行的贷款资助及国际NGO组织的全力支持。通过向世界银行贷款和国外NGO组织专家咨询，巴拉河乡村旅游示范项目⑩对黔东南7个苗族村寨开展为期15年的分级协同旅游开发计划[19]。通过与政府及外国专家协商，每个村寨选取各自的发展模式，如经营饭店、博物馆或小型旅馆。但在每个村寨中，都是那些年轻的苗族女子穿着“传统”的民族服饰欢迎游客(以米酒迎客)，而村中的男性则穿着不那么显眼的传统服饰在后台吹奏芦笙。

  在全球大多数地区的民族旅游中，游客关注的焦点都是那些常规元素，包括穿着传统民族服饰⑪的歌舞表演、传统手工艺品展示与销售、地方饮食等。许多村寨也鼓励游客去参加了。在黔东南郎德上寨，表演者在村寨广场上围绕着刀梯(生命树)跳舞，老年妇女向当地的年轻人及游客展示传统的纺织手工艺品，但游客通常想要直接购买当地妇女穿戴着的传统织物和服饰，因为这些被认为“更真实”。地方食物和烹饪颇有特色，由穿着传统服饰的女性为游客服务。在猫猫河村，一座餐厅位于一栋老房子的二楼。当我2004年第一次去村里时，遇见英国著名的纺织专家Gina Corrigan，她去过多次，很受欢迎，因为村民们意识到在她的旅行及纺织品书籍[20]中对村寨的介绍可以使他们获益。在巴拉河项目中，政府很注重对当地居民卫生习惯的培养，如洗手、食品清洁及餐具卫生等，自来水和卫生间等设施也已经建成。尽管在项目开展的2000年代中后期，政府对旅游的资产金额的投入带来游客数量增加，但旅游收入依然低于稻作农业收入[12]、[21-22]，旅游利润分配个人所得相对较少。在某一种意义上，利润分配部分按照以前人民公社时期的工分制(依据工作角色的重要性给每人分配相应的工分，再将公社所得利润进行按劳分配)，部分借用现今流行的商业分配模式[23]。该项目也曾寻求外来投资方修建高端酒店及相关设施，但自2008年贵州省政府及雷山县政府大力投资周边的西江千户苗寨，并由一家私人旅游开发公司接管，西江千户苗寨重新向游客开放，巴拉河地区的旅游热度因此会降低。这种村寨文化开发模式或许有利于当地少数民族文化的复兴、保持及文化展示，但我们不应该认为这是基于地方文化对抗国家文化的政治复兴。

  有些民族村寨已将旅游业作为其经济支柱。这些村寨通常毗邻城镇，交通便利，附近有壮观的美景，或曾有政府高级官员到访。在中文语境中对此类村寨有个特别的称呼为“某某的后花园”，意指它们不单单是民族村寨，并在很大程度上遵循邻近大城镇的社会规则，发挥更广泛社会结构的内部功能。贵州兴义市的下午屯镇，地处风景如画的喀斯特山貌中，是一个典型的布依族村寨，旅游规划有序。通常情况下，在寨门口的欢迎仪式上，妇女们穿着传统服饰迎接游客，其中两名妇女向游客展示着手工艺品及棉纺织工艺品。欢迎横幅上印有该地的地名及拥护领导的标语。在宗教图腾柱上刻上“天与地”的字样，当地的万物有灵信仰近来被打造得具有民族风情。双语的旅游解说板是政府旅游开发的典型，它并非是刻意为外国游客准备的，而是作为现代化和进步的标志。村里有免费的布依族手工艺织布展示，织布是用来制作当地的民族服装及旅游纪念品。据说，几乎所有的舞蹈表演都与恋爱有关，村民们在舞台上表演浪漫的“求爱”舞蹈，并通常邀请游客参加，其间，或鼓励游客们向当地女子“求爱”，或像我和彭兆荣教授一样被邀请参与跳舞、演奏传统乐器。具有特色的地方饮食常常是旅游活动的另一个关注点。在这里，游客们参与打糍粑，布依族妇女将豆沙馅的糍粑与游客们分享，据说仅在中国西南和日本才有这样的习俗。

  一些旅游村寨由于“有名”而出名。如纳灰村，位于贵州贞丰县的一个全国闻名的布依族旅游村寨，起初是因为其独特的喀斯特地貌而闻名，2005年春节，某领导人的到访使该村更为有名。在村寨的停车场，一个大型的纪念碑告诉游客他们来的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地方，村寨入口的主干道上也挂满了节日的横幅。村寨外面，搭建了一个带有宗教图腾柱和观众席的大型石质剧场。相对于在旅游村寨常见的那些剧场来说，这是一个超大版的剧场。

  中国开发最成功的民族旅游村寨，包括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龙脊梯田景区中的平安壮寨和附近的金坑瑶寨[24]。尽管村寨位于陡峭的山上(因为山势陡峭，许多游客从停车场坐滑竿到山上旅馆)，但平安壮寨每年仍有超过100万的游客蜂拥而至。村寨中弥漫着商业气息，到处可见旅馆(包装着“传统”的外观)、饭店及歌舞娱乐等，这些设施与活动通常由三种人经营：当地壮族人、沿海汉族移民和来此寻求商机的其他少数民族[12]。商家出资，雇佣当地壮族或其他人帮忙经营。与之相反，另一个开发也很成功的村寨——西江苗寨则不鼓励大规模开发。由汉族人经营的村寨停车场本身就很赚钱，停车场距首府贵阳仅一小时车程，十月的某个周二下午我数了数，竟停有49辆旅游大巴和更多的私家车，而游客需要另付门票才能进入村寨。在苗寨中，游客品尝穿着传统服饰的女子端上的迎门酒，在村里闲庭信步，观看河上别致的“花桥”，在餐馆就餐，参观博物馆，观赏附近的稻田。2009年，雷山县当地的一位苗族女官员告诉我，除了现有的6-7家汉族商户，他们将不再允许其他外来商家来西江经营⑫，因为这里是苗族村寨，应由苗族自己获利。在中国的多次讲座中，我都对学生和听众们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并让他们进行策略及选择，让他们为平安壮寨的商业开发模式和西江的自主开发模式投票。除了一次是投给自主开发模式外，几乎所有的中国听众都投给商业开发模式(大多不愿投票)，然而所有的西方听众都选择投给自主开发模式。

  恭城县位于桂林东南，盛产水果，这里也有一些乡村民族旅游开发的示范村。春天和初夏时节，各类果树开花结果，引来许多桂林和阳朔的城市游客，他们沿着平坦的漓江峡谷大道自驾甚至骑行前来采摘，每到周末的音乐会及其他的户外活动也会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这些旅游开发需要对村寨中的瑶族农民进行培训并给他们提供相关设施，他们主要是通过经营家庭旅馆增加收入。平安乡横山瑶寨就是这里面的一个村寨，县政府在曾经的大地主庄园上建起了一栋3层公寓式度假旅馆，地主的宅院如今成了游客中心及旅馆。村里也建了一些新的旅游设施，如一个“水上剧场”，晚上有很棒的节目表演。村中有一座古老的宝塔，通过向游客展示一些传统农具(与欧洲乡村旅游地区的客栈和餐馆内的用具很相似)，唤起人们的怀旧情结。当地的瑶族农民在旅游停车场建起了一个集市，也保持着乡村怀旧感。但是瑶族自身的特色却没有被展示出来，Oakes说瑶族是“现代”民族[11]，展示给游客的民族性更像是广义的“中国乡村民俗”。

  在附近的另一个旅游示范村，瑶族村民的参与度更高。新开发的红岩生态旅游新村建在一个传统的石头瑶寨附近，村民在河边兴建了一排小洋楼式的旅馆。县政府与村民签订合同，由政府提供材料修建家庭旅馆，并帮助村民建设现代化设施如生活电器及自来水。家庭旅馆傍水而建，除了旅馆外，还有一些瑶族人经营的水上餐厅。村里的公司将旅馆承包给农户，让他们整家搬至旅馆一楼居住，妻子负责给游客做饭、打扫卫生等。旅馆一楼还设有一个供游客就餐的餐厅和小商店，楼上的房间是配有平板电视的现代化卧室。家务活由农户的妻子承担，旺季时她也会雇佣其他村民。效益好的承包农户仅一年时间就可以还清1.4万元的债务(建筑材料费用)。每栋房子外面都有一个鱼池，到了傍晚，村民打开鱼池上方的水银灯吸引昆虫掉入池中成为鱼食，这些鱼则成为游客和家人的食物。

  自2007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后，位于昆明附近石林彝族自治县的石林景区一跃成为顶级旅游景点。其独特的喀斯特岩石风貌是主要景观，但在景区内，当地人也是一道风景线。当地人被称为撒尼人，他们中的大多数女性穿着民族服饰售卖纪念品，与游客合影，其中有些是导游，就像我的同事史艳兰认识的一位，我们邀请她陪我们游览了景区，其间我问她在家中可以说多少撒尼语，她保持沉默，后来艳兰告诉我，她其实是汉族。当她嫁给撒尼男人的时候，她学了一点点撒尼语，正因为如此，她才允许住在石林旁边的一个新的撒尼村，该村号称“彝族第一村”，也叫“五棵树新村”，景区的少数民族员工就是来自这个村子⑬。那么，这里的民族旅游状况如何?自20世纪后半叶大众交通工具得到发展后，石林慢慢的变成了一个主要的旅游景点[9]，即便当地居民多是汉族，也一样知名，游客络绎不绝。然而，当地撒尼人的出现使之成为民族旅游地。在景点现场及周边，均有一些体现撒尼人历史、神话及其文化特点的标志，这些标志强化了景点的撒尼文化特征。其中一则神话与一位名叫阿诗玛的女英雄有关，她因被禁止嫁给心上人[25-26]而化为一座石峰，该石峰引来游客观赏、留影。人们会发现吸引游客的是景区的“石林”而不是撒尼人居住的村寨(旧寨或新寨)，而穿着别致民族服饰的撒尼(或汉族)女导游和商贩也成为一道风景线。

  很多西方人认为，像云南丽江那样的城市民族旅游是一个矛盾体，它的中心大研古镇的建筑风格与中国古代的房屋很类似。然而，中国人的族群性和民族性并不像北美或澳大利亚模式，即大多数殖民国家把自己的文化强加给与其没有文化共性的土著人。中国大多数的少数民族更像欧洲或中东的民族，与主体民族汉族彼此间的文化千百年来相互影响。例如，按照古代中央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间接统治制度(羁縻制度、土司制度)，丽江的木氏王朝自唐代起被授予自治权。现在，木府慢慢的变成了一个旅游景点，到处是说着普通话的纳西导游。纳西文化研究院传承了古代汉文化中的洞泾音乐，如由东巴古乐团演奏的纳西古乐被称为“活化石”。纳西古乐和很多与纳西文化相关的当地宗教及相关艺术和手工艺品一样，都是民间传统文化复兴的产物。一些乡下的年轻人被带到丽江，培养成东巴祭司，再回到自己的村寨做兼职祭司及巫医，如今，他们大多留在丽江为游客表演传统的艺术和仪式[27]，而其原本在家乡的功能则被更为现代的机构所取代。许多汉族游客认为，这些旅游景点其实是被其丢弃的民间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王嵛通过对丽江古城中家庭客栈的游客和东道主的研究，发现游客和当地人都违背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于保持世界遗产本线]。游客在传统住宅中寻求现代舒适感，客栈老板也乐于向游客提供这种“定制的真实”。事实上，丽江古城的商业化使得很多纳西居民把自己的祖宅租给外地商人，放弃了其真实性的有形文化，搬迁至古城狮子山背后生活更为便利的新城居住[29]。从某一种意义上可以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大研古城变成了“无人的遗产”，即将“地方”转变为“遗产”：老建筑、古城及历史遗址，从而改变了纳西人家的观念。但是，在2000年和2011年两次调查中我们得知，许多年轻纳西人更乐意住在新城。

  民族特征是中国西北和西南地区最关键的地域特征。除了旅游村寨，建在云南昆明市⑭的民族主题公园为游客提供一个浓缩版的云南地方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昆明的民族主题公园也为云南民族多样性做了广告。Gordon在关于昆明民族村的介绍中说道：“民族村是政府经营的了解云南文化多样性及生态多样性的窗口，公园入口处是团结广场，游客可以同时欣赏到各民族的表演。民族舞表演表达了少数民族在统一多民族国家中扮演的角色。政策表明，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推进祖国的繁荣昌盛，反对民族分裂，维护国家统一。”[6]这些表演与笔者上述的苗族及布依族表演差别很大。在昆明和深圳的主题公园，以及旅游公司策划的许多其他民族表演秀，如西双版纳景洪市的主题公园中的表演秀，那些专业表演者表演的是经商业导演精心改编的演出角色。总体来说，贵州和云南民族旅游开发模式有较大的差别[10]。一些大型演出由知名的制片人制作，如电影导演张艺谋(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导演)，他的创意秀“印象刘三姐”剧场设在广西阳朔漓江上，经过训练的六百多名瑶族村民在小船汇聚成的水上舞台表演，现场五光十色的探照灯及彩带构成了美轮美奂的舞台场景。伴随着激昂的音乐，一千多名观众欣赏用鸬鹚捕鱼的渔夫和闻歌起舞的女子的表演，其中一些表演凸显了“神话”主题，这些主题与瑶族文化或许有某种关联抑或根本就没有关联。后来他在丽江、杭州及海南也制作了类似的大型实景演出，但这些与民族村寨旅游相去甚远。

  第一，我们注意到，尽管在各民族村寨及主题公园中，向都市游客展现少数民族形象的形式各有不同，但都是以“民俗形态”呈现的，即所谓的理想化的怀旧，而不是少数民族在当今世界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差异性。在中国民族村寨及主题公园里的“居民”，他们穿着可识别的传统服饰，不仅只如现代服饰那样体现年龄及性别，更要体现“民族性”。他们的服饰是“传统的”，只在特殊场合使用而非日常生活，可以说，是特殊场合的标志。其建筑也体现了同样的怀旧主义及理想主义形式：尤为明显的是在开发旅游的村寨中，民居传统风格及外观维持原样，供人们参观[12]，而其他的一些民族村寨则翻新成“现代的”建筑形式，呈现出更普遍的地域风格。在日常生活中，许多人慢慢的变成了“没完全汉化”的少数民族，因此，我们应如何理解这里的“传统”?或许它并不代表“旧的”或“古老的”，而只是某个历史时期的结晶，即“民俗的”。这种传统的或民俗的文化，也许来自博物馆收藏的民族识别时期[30]的物质文化，或者来自新中国政府对处于不同文明进化阶段的少数民族的早期影响记录[31]。

  第二，在多数民族村寨中，参与旅游业的多为年轻女性，她们也乐于向游客展示自我。年轻女性却代表着“传统”：她们是“文化的守护者”，她们大多受家庭束缚而无法走出家门参与现代都市的竞争；在青年时期，她们没被外部世界“腐化”及同化。当然，在村寨旅游中大多数更成功更有能力的年轻女性(及男性)实际上在返乡前已在外地做农民工期间积累了工作经验和技能[32]。此外，正如Schein[3]所表明的，少数民族女性在旅游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尽管实行走婚制、追求恋爱自由的摩梭女性受到许多男性游客的特别追捧[5]、[33]，但许多少数民族女性在旅游接待中都面临着一些压力。

  第三，大众旅游展示了西部地区及其少数民族，同时也表现出汉族在人口数量及经济发展上的优势，这使人们认识到各族人民应团结、平等、合作，携手共进并强调保持民族差异性，类似于涂尔干的“有机团结”。我们一定要记住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有关民族的指导方针：“形式上的民族主义，内容上的社会主义”，即差异是表象，联结主体是社会主义结构的机械团结。

  第四，民族旅游以经济、政治及文化价值为目标，但也呈现诸多压力与冲突。某些村寨少数民族民众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紧张，如黔东南某地政府试图接管一笔在某苗寨修建小型旅馆的工程款，以此来分派工作机会，结果工程一直未能完工。有时，为争夺客源也会造成两个民族社区的紧张，如在北疆，为争夺旅游资源，民族间也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34]。Peng and Lu描述了石林地区的阿细人通过强调并发明其民族表演中“原始的”元素来吸引游客及当地政府官员，并试图与相邻地区老练的撒尼人(见上文)竞争[35]。这类问题都会存在，钟洁预见性地建立了一种模型机制以协调并解决此类冲突[36]。就像上述的北疆少数民族中，一些聪明的商人在旅游开发中正是利用了游客对真实民族特征的无知或漠不关心。在广西北部，专业表演家吴金敏协助银水侗寨的重建工作，他组建了“侗族风情表演团”宣传银水侗寨，希望能够通过旅游业振兴当地经济。而当平安壮寨成功的旅游开发切断了银水侗寨的客流，吴金敏将他的表演团迁至平安壮寨中，与附近的龙脊梯田景区合作组建了“平安歌舞团”[24]。他并没有声称他们是壮族人，但是通过打着“龙脊”的旗号暗示了当地人的身份。还有一些未被政府认定为少数民族的亚群体，但出于旅游或遗产的目的表现为少数民族。比如作为历史上汉族驻军后裔的贵州屯堡人，他们与随行或被送去的汉族女性结婚，或与当地少数民族女性通婚。许多屯堡地区保留了明代的“地戏”，近些年已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如今的地戏已从原来数日数小时的表演缩短为供游客观赏的仅几分钟的全天循环表演[37]，葛荣玲将这类独特的文化群体称为“半/亚族群”[38]。另外，一些屯堡人与当地少数民族女性通婚，如在贵阳南面的镇山村，当地屯堡人的后代则选择保留了母亲的布依族身份及语言[39]。近来，村民选择的这种官方认可的民族身份使镇山村布依族生态博物馆得以建成，生态博物馆致力于保存布依族独特的文化，向贵阳周边的游客展示其传统物质文化及表演，从而保障了村民的富裕生活⑮。

  第五，为旅游开发而重现的一成不变的民间传统文化表演，不仅是强化民族平等的一种方式，而且如Oakes在关于贵州苗族的研究中所指出的，通过这一些民间传统文化表演，旅游能带来内地少数民族的现代性[11]。为吸引游客，他们展现并非真实的“传统”——这些传统仅存在于为游客的表演中。

  “世界是一个舞台”(莎士比亚语)：舞台常用来隐喻旅游业。马康纳(Mac Cannell)在其戏剧社会学导师尔文·戈夫曼(ErvingGoffman)[15][40]之后提出了舞台真实的概念。在思考真实性及复制品概念时，西方的一些思想是最具挑战性的。中国人主张“真实性”可通过职业化表演得到非常明显提高，这与西方的创造性或知识与艺术的完整性观念并不一致。除了娱乐及商业表演的灵感来源外，民族村寨文化的“真实性”毫无价值。Li[41]和Chio[41][22][42]在最近的研究中指出，当地的少数民族(Li研究了傣族，Chio研究了苗族和壮族)逐渐意识到他们自己并非是在“演绎自己的文化”，而是在扮演中国社会的一个现代角色，这一个角色恰好可以用他们成功的民族形象展示其具有吸引力和可见的民间传统文化，并持续不断的发展之。事实上这些成功的“专业技术人员”渐渐开始瞧不起村中那些仍需通过农活及其他劳作维持生计的普通同族成员。旅游给农村带来了现代性，农村人积极地参与迎合旅游，在更都市化的舞台上演绎他们的新生活[43]。

  ①本文源于我在中国的一系列英文讲座的内容，2011年曾以中文发表，题为“全球化视角下的中国民族旅游”(基于2007年12月在西双版纳召开的“旅游：少数民族与多元文化国际研讨会”上的主题演讲)；2015年英文修订版发表在Ethnicand Minority Cultures as Tourist Attractions 论文集中，题为“EthnicTourism in Rural China：Cultural or Economic‘Development’?”，本文在英文修订版基础上进行了较大修改，感谢Jenny Chio和Li Fei博士对此最新版本提出的诸多评论。

  ②信息来源于2000年时我和夫人在Heather Peters研究员指引下访问世界野生动植物基金会丽江办事处，感谢王嵛博士的介绍。

  ③我对这些村寨及其困境的知识和理解都来源于我的中国同事们：Jenny Chio、葛荣玲、龚娜、Cindy Huang、李春霞、马聪玲、彭小华、彭兆荣、史艳兰、王嵛、杨慧、杨胜明、张进福、张晓松、张晓萍、钟洁、周雪帆、朱煜杰。

  ④在2004、2005、2011及2012年多次贵州民族村寨之行中，感谢厦门大学人类学家彭兆荣教授，他帮我联系上贵州省旅游局杨胜明女士及张晓松教授。他们三位(或其中两位)一直陪同我考察各个村寨。

  ⑤我和Marie-Francoise Lanfant教授于2005年考察乌鲁木齐市以及吐峪沟等村寨，感谢伯克利大学研究生Cindy Y.Huang的接待，感谢新疆大学热依拉·达吾提教授的热情款待和指导，同时感谢她的研究生陪同我们考察了吐峪沟。

  ⑥这里我指的是由政府部门(通常是当地或省旅游局)为旅游开发而特别打造的一些目的地，由政府官方认定为“景点”(见Nyíri 2006)。

  ⑦对于该村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事态发展的了解，我要感谢杜克大学博士、人类学家王嵛，她的家乡就在这里，其博士论文也是研究这一议题。特别感谢她在2006年7月将我和伯克利研究生JennyChio介绍给当地村民、政府及利益相关者。

  ⑧李菲指出，除了纪念品销售和文化展演，“被观察”，即对当地村民全貌或生活的观察也是村里重要的商品，可以说“观光”也是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问题不关乎该不该支付，而是支付给谁?村民个人向游客索要这种行为似乎并不会被公司及当地组织接受。如果村民想到自己是主人，可能会允许孩子们这样做。这种行为可被看作一种地方所有权及文化主体策略(个人交流，2016年)。

  ⑩2004年秋，在贵阳参加了“乡村旅游开发与扶贫工作”会议后，杨胜明女士、彭兆荣教授、张晓松教授带我初次了解了这一个项目。Jenny Chio(Chio 2014)在季刀上寨做了乡村旅游开发过程研究。

  ⑪这里我特意使用“服饰”一词，而不用“衣服”或“衣着”，来指示它们的特殊功能而非(不再是)日常服装；同时，也暗示它们可能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传统服装，而是经改良的引人注目的传统服饰。

  ⑬十几年前，当地撒尼人从景区边的老五棵树村搬迁出来，被迫搬进非常现代化的彝族第一村。

  ⑭第一次到访昆明是1999年，当时我应邀参加“旅游、人类学与中国社会”学术会议，会议出版了两卷论文集(Tan，Cheung and Yang 2001a and 2001b)。2000年，又应邀参加张晓萍及杨慧教授主持的学术研讨会。2006年，再次应邀参加她们的会议，会后香港中文大学的王嵛带我参观了昆明的民族村。

  ⑮2012年我第二次访问该村时，之前的“文献中心”(实际的博物馆)已失去其功能，租给当地商人做仓库，不过村民们保留了传统石板屋顶的木屋，享受着旅游业带来的繁荣商业。

  [36]钟洁，杨桂华.旅游社会冲突的特征、主体与类型——基于对西部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的考察[J].贵州民族研究，2014(1).

  [37]彭兆荣，葛荣玲.文化的认同与特化[M]//屯堡文化研究.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1.

  [38]葛荣玲.景观的生产——一个西南屯堡村落旅游开发的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39]金露.遗产、旅游与现代性——基于贵州中部一座布依族生态博物馆的人类学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

  [48]张晓松．符号与仪式:贵州山地文明图典[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Nelson Graburn，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人类学系，加利福尼亚州 Nelson Graburn(纳尔什·格雷本)，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学系名誉教授，美国芝加哥大学国际旅游研究院创始人、人类学博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郝斯特人类学博物馆北美民族学馆馆长，巴恩斯加拿大研究中心主席，国际公认的旅游人类学学科创始人和旅游人类学领域泰斗，主要研究旅游人类学。

  原文来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图片来自互联网。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