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日，江苏省旅游协会和南京旅游业协会(导游分会)在南京景区开展“关爱导游员盛夏送清凉”慰问活动。省政府原副省长、江苏省旅游协会会长张卫国，副会长李琦、唐建国和省旅游协会副会长、南京旅游业协会会长张农等参加了现场慰问活动。

  交汇点讯（记者储周 摄影朱旭先）炎炎夏日，盛夏的南京旅游市场却异常火爆，一批批全国全球各地游客正乘着暑期放假纷纷来宁休闲度假，来研学旅游。8月2日，江苏省旅游协会和南京旅游业协会(导游分会)在南京景区开展“关爱导游员盛夏送清凉”慰问活动。省政府原副省长、江苏省旅游协会会长张卫国，副会长李琦、唐建国和省旅游协会副会长、南京旅游业协会会长张农等参加了现场慰问活动。

  8月的南京正值盛夏酷暑，又是暑期旅游旺季，各大旅行社暑期团组明显增多，旅行社导游和景区讲解员带团任务十分繁重，他们在高温酷暑中坚守一线服务岗位，热情地向外地游客介绍南京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和风景名胜，还周到细致安排游客的食住行游。

  早上九时许，省旅游协会会长张卫国一行来到景区，现场慰问带团导游，为他们送上清凉防暑包，里面有矿泉水、防晒冰袖、清凉油和棉织方中等物品，一位南京的导游正带着广西的五口之家来游览，张会长表示：“谢谢你，在这么炎热的夏天还在为江苏，为南京旅游工作做贡献，把南京的旅游景点介绍给众多游客。” 导游连忙说到，这是我的职责，谢谢省市旅游协会领导的关心。

  在现场，省市旅游协会领导一行遇到导游都叮嘱他们要树立服务意识，安排好游客各项游览活动，为江苏旅游服务形象增光添彩，同时也要注意自己身体，做到劳逸结合。

  南京旅游业协会张农会长介绍说，省市旅游协会作为旅业的社团组织，也是旅游企业和旅游从业人员的温暖的家。协会在盛夏酷暑时节，开展为导游送清凉活动已经坚持了八年时间，旨在通过开展关爱一线导游的慰问活动，鼓励导游在带团过程中更好地为游客服务，扩大江苏旅游和南京旅游的影响力。

  据悉，8月2日下午还将在夫子庙进行关爱导游送清凉慰问活动。活动不仅限于本地导游讲解员，对外地旅行社的带团来宁的导游人员也进行了慰问送清凉。

  为什么叫中山陵而不叫孙中山陵，你知道吗？因为中华民国历史上只有孙文没有孙中山，你会说孙文不就是孙中山吗？

  对不起，孙文从来就没叫过孙中山这一个名字。孙文的家谱上没有孙中山这一个名字。清廷档案中没有孙中山这一个名字，民国政府档案中也没有孙中山这一个名字，中国党史中也没有孙中山这一个名字。孙中山留下的所有著作中也没再次出现过孙中山这一个名字。孙中山本人从来就没用过孙中山这个名字。

  中华民国历史上只有孙文从来就没孙中山。这个历史事实让我们十分费解，我们天天称谓的孙中山，历史上确没有这样称谓，这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大家一起穿越时空隧道，翻开历史篇章，解开这个历史之谜。

  孙文在德明族谱上的名字叫孙帝，乃亲人为其请求“北帝”神，护佑之意。孙中山上学后的名叫孙文，字载之。载之由名“文”而来，取“文以载道”之义。孙文信天主教，教号叫日新，取自《大学》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语。孙文常年流亡国外，他的英文名字是Sun Yat-sen（孙日新），西方人称孙文为孙逸仙，英文Sun Yat-sen译为汉语就是“孙逸仙”。孙文行医时用的名字是孙逸仙。

  孙文在东南亚及美洲等地筹募革命经费，并于广州湾一带策划革命活动，震动了清廷，也就上了清政府的“黑名单”。清廷在公文中，皆在其名字“文”上做文章，加上三点水部首，贬称其为“孙汶”。“汶汶”一词，出自《史记·屈原列传》：“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注解此文的人，或说“汶汶，犹昏暗不明也”，或说“蒙垢尘也”，或说“玷污也”。可见，“汶”是一个贬义词，是清政府的官吏们有意侮辱、打击、谩骂孙文这位革命领袖所使用的。

  1896年９月，孙文流亡日本。1897年，日本青年宫崎滔天、平山周经过许多曲折，在日本横滨中国革命志士陈少白的寓所见到了孙文。他们被孙文先生的革命热情、见识和抱负深深感动，决心帮助孙文。他们为孙文的安全担忧，劝他暂时留驻日本。孙文同意后，官崎和平山就陪同孙文找旅馆。他们绕过日比谷公园，路过中山侯爵府邸，来到对鹤馆旅馆，并由平山代笔为孙文登记。

  当时，孙文不便公开姓名。填写什么姓名好呢？平山执笔踌躇一番，忽然想起刚才走过中山侯爵府时看见的那块牌匾，加上该家族成员中山庆子乃明治天皇生母，同时孙文亦钦佩明治天皇推动明治维新之举措，便为其取日本姓为“中山”，于是就在旅客登记簿上写下了“中山”两字。但按日本习俗，中山只是个姓，还得有一个适当的名字才好，平山又踌躇起来了。正在这时，孙文接过登记簿，在“中山”两字下面添上了一个“樵”字，笑着对平山说：“我是中国的山樵。”这就是中山樵化名的由来。

  1903年，章士钊在日本王佩叔家做客，偶然在其书房的信袋中发现了“中山樵”写给王的信函，其字迹苍劲雄浑，别具风范，于是询问王，王佩叔以实相告：“中山樵”即“孙文”。此时，恰好日本友人宫崎寅藏所著《三十三年落花梦》一书在日本出版。其中有一段记载孙文的文章。章士钊将这书有关孙文的段落翻译为中文，书名为《大革命家孙逸仙》。书名不叫《大革命家孙文》是因为清政府把“孙汶”视为“国贼”、“海盗”通令缉拿。书中注明：“孙文即中山樵先生”。章士钊一疏忽，译成“孙文即孙中山先生”。

  这事有章士钊的《疏黄帝魂》为证：“时先生(孙中山)名在刊章，旅行不便，因易姓名为中山樵，中山姓，樵名，顾吾贸贸然以中山缀于孙下，而牵连读之曰‘孙中山’”。章士钊坦然承认了自己翻译的错误。也就是说，孙文因为被清廷通缉（刊章），在为革命奔波中大不方便了，也就为自己取了“中山樵”的日本化名。章士钊“贸贸然”地将“中山樵”拆开，用“中山”二字与孙的本姓合一，编出个“孙中山”的名字。

  但是，孙文本人从来就没用过孙中山这一个名字，和国民政府的文件中也没有用过孙中山这一个名字。总理叫孙文，不叫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叫孙文，不叫孙中山。广东革命政府大元帅叫孙文，也不叫孙中山。从来没有人当着孙中山的面称其为孙中山.。孙中山去世后，和国民政府禁止使用孙文这一称呼，规定必须称“总理”、“国父”。

  孙文于1925年3月12日因肝癌逝世，当时于北京中央公园社稷坛举行公祭时，豫军总司令樊钟秀特致送巨型素花横额，当中大书“国父”二字，他的唁电挽幛，均称“国父”，这是孙文他在公开场合被尊称为“国父”之始。

  孙文去世后，汪精卫任主席。通过决议：今后不再设总理，总理的称谓永远留给孙文。之后，及国民政府的文件中不再提孙文，直接称“总理”。抗日战争中期的1940年3月21日，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43次会议决议：尊称本党总理为国父，以表尊崇。根据中常会的决议，国民政府以孙文先生倡导国民革命，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万世，于同年4月1日明令全国自是日起，尊称总理为中华民国国父。此后，和国民政府的文件中直接称国父，不再用总理这个称呼。南京的汪精卫伪政权也作出了一系列规定。规定有关“公牍、教科书籍、报纸、刊物及一切文字称述总理或孙先生时，均应改称国父”。

  所以，旧中国无论是南京汪伪政府还是重庆政府出版的历史教科书都称“国父”而不称孙文，当然，更不可能称孙中山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执政，称孙文为国父或者总理显然不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或中国在正式的场合或文书上提及孙文时，通常使用的称号是“革命的先行者”，从未称孙文为国父。“总理”或者“国父”，专指孙文一个人，能代替名字使用，“革命的先行者”不能代替名字使用，孙文的名字早已被禁止使用了，的历史教科书该怎么称呼孙文呢？历史总是由人来写，谁写历史总要加上作者的意见。新中国成立后，章士钊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历史教科书由章士钊来审定，出版的历史教科书改“国父”、“总理”为孙中山，是章士钊的主意，用的是章士钊给孙文起的名字。现在，在台北、香港和澳门，都有“国父纪念馆”，而不称孙中山纪念馆。

  北京碧云寺停放总理遗体的地方原来叫“总理纪念堂”，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为中山纪念堂，而不能叫孙中山纪念堂。北京为总理举行国祭的中央公园改名为中山公园，而不能叫孙中山公园。南京埋葬总理遗体的地方叫中山陵，而不能叫孙中山陵。因为历史上没有孙中山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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